出生人口下降對大學的影響

(資料圖)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萬人。這是我國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萬。對于大學而言，這個數字是非常有沖擊力的，2022年全國高考人數1193萬人，全國普通、職業本專科共招生1014.54萬人。如果現在大學的規模保持不變，再過18年，即使全部適齡學生都去上大學，也滿足不了大學的招生計劃需求。對于“雙一流”大學和排名前600的大學而言，不會有什么大的影響，因為它們處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中高層。但對于600多所應用型本科大學，尤其是其中的300多所民辦本科大學以及1489所高職院校而言，生源危機已經隱約可見。廈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別敦榮教授認為，中國高校保持當前的規模還有十年時間。不久前看到一份資料介紹，日本最近20年有160多所私立大學與學院關閉，至今留存的只有110多所。

我國應用型大學、高職學院中的公立院校主要依靠財政方面的人均撥款和學生學費生存，民辦大學幾乎完全依賴學生學費。入學人數減少，就意味著收入大幅減少。過去眾多應用型大學的日子過得都還不錯，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長期處于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只要學校有基本辦學條件，獲得辦學資格，可以頒授本科和高職文憑，就不愁沒有學生。現在市場環境開始發生變化，這幾類大學需要依賴頒授文憑之外，對整個社會有更好更多的價值創造，才可以謀得出路。當然，也一定會有一批學校面臨關閉的結局。

知識社會中的大學

在知識社會當中，知識正在迅速成為首要的生產要素，使資本與勞動力居于次要位置[1]。今天大多數的組織由知識工作者構成，并且頗具規模。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知識的生產、使用與傳播當中，知識的使用者已經擴展到一系列的社會機構和社會群體，他們既是知識的使用者，也是知識的生產者。

越來越多的工作生活場景都需要運用專門知識，過去很多依靠經驗和感覺就可以做出判斷與選擇的事情，現在因為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發展，都可以進行定量的描述與測量。在市場環境中，廠商基于競爭壓力，都會組織知識工作者不斷學習和應用這些專門的知識，積累形成測量常模、標準或操作規范等，大量以前需要人力完成的工作，有了規范流程、作業標準，就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品質。當然，廠商也一定會大量使用機器人來替代普通勞動者。

因為使用知識去解決具體問題，就需要結合具體情景進行分析，或者將知識轉化為應對實際問題的各種技術。于是，知識就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在地化和情境化的再生產，所以使用知識的人同時也在創造知識。

在知識社會中，大學已經不再是知識生產領域的支配者，其相對地位不斷下降，會有各類知識機構成為大學的競爭者。知識社會下的大學，越來越被當作眾多知識生產機構的一員來對待[2]。

非傳統的知識服務者

如果說大學是傳統的知識服務者，那么現在很多非傳統的知識服務者已經異軍突起，他們在各自領域發揮著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職能，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績。

事實上，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許多關鍵性的科技創新成果已經從大學轉移到企業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貝爾實驗室，它起初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的研發部門，后來被改組為一個獨立實體“貝爾電話實驗室公司”。貝爾實驗室成立的90多年里，共獲得3萬多項專利，出了11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信息科技領域多次改變人類的發展進程。

例如，物流領域的研究突破和知識生產與傳播，順豐和京東顯然要比各個大學的物流學院或物流研究機構更有競爭力。這些頭部企業紛紛設立研究院所，加大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的投入，提升自身競爭力，打造企業增長引擎，還為國家整體科技水平提升做出了重要貢獻。

從事知識傳播的教育教學服務市場已經成熟，需求火熱。某行業研究報告指出，中國2022年的教育培訓市場規模達到2萬億，其中主要以升學考試、職業證書培訓為主。對于大眾的終身學習以及公共領域的知識傳播力和普及度而言，“樊登讀書APP”“得到APP”等互聯網知識服務機構已經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力量。

社會上的技術服務和管理咨詢機構也在大量增加。前段時間，我們學校開啟了一個流程優化項目，合作方是深圳格物流程研究院。這是一家非營利機構，成員都是來自華為、順豐等標桿企業的業務專家和管理專家，他們對流程知識和技術的掌握非常深入，并且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有這樣的專業團隊來開展技術服務，自然是深得客戶滿意。

當應用型大學還在為大學體系內的排名、聲譽內卷和煩惱時，已經有大量的知識服務機構在承擔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職責，他們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并且取得了不菲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需要應用型大學的辦學者和教師作出反思：與其他知識服務機構相比，除了能頒發國家認可的文憑這一傳統優勢以外，我們如何在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文化傳承方面創造更多的價值。其成效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就是總收入構成中科研與社會服務的占比如何。

大學如何反敗為勝？

歐美國家的知識社會進程與少子化趨勢比我國要早，不妨來看看他們的應對之策。伯頓·克拉克在其著作《建立創業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3]中深入研究了英國、荷蘭、瑞典、芬蘭5所新興大學的轉型經驗，克拉克把它們稱為“創業型大學”。這些大學采取了大膽的創業與革新行動，搭建高校學科與社會行業的橋梁，實現學術成果轉化，注重社會服務功能，實現了“反敗為勝”。

另一類典型代表就是美國的部分研究型大學，亨利·埃茲科維茨深入考察了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研究型大學，并寫成《麻省理工學院與創業科學的興起》[4]一書，其核心命題是大學如何發揮自身在知識創造和人才聚集方面的優勢，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直接服務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對于應用型大學，“反敗為勝”的關鍵在于三個轉變：從關注學校在大學體系內部的排名以及自身升格發展，向關注學生學習與生活體驗、滿足知識社會終身教育的需求轉變；從學校相對封閉的辦學狀態，向深度產教融合、全面開放辦學轉變；從爭取政府資源、提升學術聲譽為導向，向滿足所在區域與行業企業發展需求、獲取社會資源轉變。

應用型大學的教育使命是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幫助學生最大程度增值，畢業后不需要經過大量培訓就能夠運用知識和技術為企業解決問題，并且適應時代的發展，具有職業精神、理論素養和終身學習能力。

應用型大學的辦學特點是與產業企業保持開放合作，包括學校治理層面的開放，形成各不同利益相關者對學校的共同治理；實現育人方式的開放，產教融合共同育人，終身育人；實現管理模式的開放，各類資源獲取更加多元便捷，教育評價更加科學，適應多方訴求。

應用型大學的服務面向是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發揮基于使用邏輯的交叉學科優勢，創新滿足新需求所需要的新知識、新方法、新機制、新流程，幫助企業解決各種實際問題。

德魯克曾指出，未來不論企業、工會、大學、醫院，甚或是政府，都需要“反敗為勝”。要“反敗為勝”，就必須“放棄不成功的事，放棄從來就不成功的事；放棄已經過時、再也不能有貢獻的事；專心致志做成功的事，做真的有成果的事，做能提升組織執行能力的事”。

參考文獻

[1]彼得·德魯克.知識社會[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1.

[2]杰勒德.德蘭迪.知識社會中的大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05.

[3]伯頓·克拉克.建立創業型大學:組織上轉型的途徑[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4]享利·埃茨科威茲.麻省理工學院與創業科學的興起[M].王孫禺,袁本濤,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